有时候，解决大问题的任务落在了体育上，或者至少是提出这个问题。哲学上的老生常谈——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，为什么有东西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——通常被回答为“踢足球”和“这有什么关系?”
然而，一个可能不那么基本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些管理员开始处理的问题:如何定义“男性”和“女性”?
当今体育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兴奋剂或滥用技术，而是性别。你是依据生理还是个人身份?你们接受变性人作为女运动员吗?还是你们制定了第三类?
当游泳的全球机构最近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国际比赛在美国，这个问题从官员们希望不受干扰的地方冒了出来。橄榄球也是如此，田径运动也可能如此。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·科曾说过，生物学胜过身份认同，这是一个暗示。
争论实际上是在包容性和公平性之间。你是会谨慎行事，制定允许更多运动员参赛的规则，还是会考虑顶级女运动员的反对意见，她们认为如果允许变性女性参加她们的比赛，会对她们不利?然而，科的想法是毫无疑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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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。“我一直明确表示:如果我们被逼到必须对公平或包容做出判断的地步，我将永远站在公平这一边。”到目前为止，变性女性只要在12个月内将睾酮水平控制在5nmol/L以下，就可以参加比赛。这听起来可能很科学，但这里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伦理问题。降低成绩的药物在某种程度上不适合。
还有一种可能性是，随着这些药物导致肌肉量减少，跨性别运动员可能会发现，他们原本可能更大、更重的身体现在无法比女性运动员跑得更快、跳得更高或游得更强。
到目前为止，变性运动员在女子体育项目中还没有大规模占据主导地位，这使得玛蒂娜·纳芙拉蒂诺娃(Martina Navratilova)等人软化了立场，此前她曾表示，允许变性运动员一起参赛是作弊行为。
游泳运动员利亚·托马斯(Lia Thomas)此前以男性身份参赛，在以女性身份赢得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(NCAA) 500码游泳冠军之前，他接受了两年半的激素治疗。其中一名选手表示，这“伤害了她、她的团队和泳池里的其他女性”。这个问题太严重了，在很多层面上都被误解了，不能让那些对这个问题缺乏了解的人来决定。政客们并没有置身事外。当英国变性自行车运动员艾米丽·布里奇斯(Emily Bridges)被禁止参加比赛时，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(Boris Johnson)被引述说，“我认为生理上的男性不应该参加女性体育赛事。”
当当权者决定性别问题时，要问的问题是:我们知道的够多吗?所有的事实都知道了吗?
